八百里秦川，一片神奇的土地，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岁月里，十三个朝代在此定都，这里曾是中华文明的中心。塔铃清脆，梵歌萦绕，这是一个历史辉煌年代的壮观景象。法门寺，因出土了国内现存唯一的释迦牟尼佛指舍利，在佛教界享有崇高的地位。
让我们跟随法门寺地宫考古亲历者，去追寻那段动人心魄的历史记忆。
文/韩伟
法门寺
法门寺位于陕西省扶风法门镇，东距西安120公里，相传创建于东汉桓灵之间(2世纪中期)，弘盛于唐代，为李唐一代安置释迦牟尼真身指骨的四大著名寺院之一。曾名为阿育王寺、成实道场、无王寺、重真寺，今通用法门寺。
佛指舍利何时传入中国，已不可考，早期存放于琉璃瓶内，供养于塔龛之中，可随时供人瞻礼。唐代大诗人李白在泗州(今江苏盱眙北)普光寺中瞻仰佛指舍利后，曾有诗记其事:
瓶里千年舍利骨，手中万岁胡荪藤。
嗟予流落江湖久，罕遇真僧说空有。
然而到了康熙十九年(1680年)，普光寺沉入洪泽湖里，这枚佛指舍利只有待今后发现了。至于岱州五台山及关中终南五台山之佛指舍利，已毁于唐武宗会昌灭佛之时。所以，法门寺佛指舍利是国内现存的唯一佛指舍利。
唐代皇室非常崇敬法门寺及其所藏的佛指。从李渊开始，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肃宗、代宗、德宗、宪宗、懿宗、僖宗等皇帝均曾迎送佛骨或修葺过寺院。可以说法门寺与唐朝的兴衰相始终，这在全国寺院中是绝无仅有的。
为了保护佛指舍利，法门寺建有真身宝塔。早期的浮屠形制已无人知晓，唐末为四级木塔，明隆庆年间(1567-1572)塌毁。当时有位大师发下弘誓大愿，以铁锁穿于锁骨之上苦行，感动了许多善男信女，化缘筹资，重建宝塔。今日法门寺大雄宝殿西壁还嵌有石碣一通，刻词一阕，词曰:
法门寺，咸住坏，空中忽起痴僧债。百尺铁锁挂筋肩，欲与如来争气概。争气概，尔毋苦，待到当年许玄度。
这首词记载了这位大师的功绩。
1981年，倒塌了半边的法门寺塔
1981年8月24日，因历代地震及淫雨等自然灾害的影响，砖塔倒毁。法门寺住持澄观法师目睹此惨祸，随即瘫倒于大雄宝殿月台之上。此事在国内外佛教界引起很大震动，一些国外大德高僧驰电探询何日重建真身宝塔。
1986年，陕西省政府作出了重建宝塔的决定。为配合这一工程建设，省、市、县三级考古文物部门抽调专人组成考古队，对塔基进行发掘清理，陆续发现了明代环形基槽和唐代以青石砌边的方形夯土塔基，并在塔基的正中部位发现了唐懿宗咸通十四年(873年)建造的地宫藻井盖，从而揭开了法门寺考古工作最辉煌的一页。
1987年2月28日，开始地宫的发掘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曹玮、扶风县文化局韩金科等负责塔基先期清理工作。他们先清理了明代塔基及其中心的圆形扰坑，4月2日清晨在坑底发现了汉白玉质地的藻井盖，当掀起井盖一角仅几秒钟，就被其中贮藏数量众多的瑰宝震撼了。保护好现场后，他们立即派专车驰往西安，向有关方面作了汇报。很快，一个由省内外知名专家参加，并派遣武装警卫保护发掘现场的方案拟订出来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石兴邦所长担任了这次发掘工程队领队，我担任副领队，衔命于当晚10时前奔赴现场主持发掘工程。
次日来到现场，曹玮详细通报了前期发掘情况。从现场观察，藻井盖在塔基中心，距地面约3米左右，距地宫地面也有一段距离。我想如此珍贵的佛财及舍利，不可能从藻井垂直放入，地宫自应有其出入之门径，于是，嘱咐跟随我在雍城共同工作多年的王保平先执探铲在塔基正南方向寻找地宫大门。4月3日下午开始探查，翌日，果如所料在罗汉殿之北发现宫口。据王保平报告，宫口距地表极近，大约仅有30厘米左右；口内铺砖，水平距离下降70厘米左右。我由此推断宫口向北有一段踏步漫道，估计有19阶(发掘出来为20阶)，其北即为地宫大门无疑。这一情况促使我下定了立即打开地宫大门的决心。经批准后，进行了三天紧张的发掘，漫道及平台部分被全部清理出来，而且发现了大块巨石封堵着的地宫大门，从已显露的浮雕双凤门楣石上，可肯定地宫无疑是唐代建造的。随着巨石被导链吊离，渐渐露出了被铁锁紧锁的大门。事后知道地宫内四座石门均加大锁，而为了每隔几十年一开，钥匙应为当日法门寺住持或主管官员所掌握，今日已无法寻觅了。遥想当年地宫封闭时，梵诵之声，沸聒天地，如今要重新开启，亦应有其历史的连续性。故即请设立香案，供奉果品于宫中，由澄观、静一、宽仁请法师及居士们诵经后，启开了沉睡1113年的地宫大门。澄观法师如今谈及此事，仍后悔当时开启仪式过分简约，有负佛骨之复出矣!
诵经完毕，我即命任周芳设法在不损坏铁锁的前提下，打开地宫大门，他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随着地宫大门开启，一股浓烈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撒满隧道内外的铜钱及金银宝器、衣物不仅是那个时代崇佛、信佛壮观场面的再现，而且显示了宗教与经济的密切关系。石壁上雕刻着皇帝宿卫军高级将领的题名衔，反映了中古时代政教相互利用的历史事实，我似乎在那肃穆的隧道内还听见和看见了启送舍利时佛声震地、仕女瞻礼的场面。中晚唐崇佛的史实早就谙熟，而只有我们进入地宫的这一刹那才有了更深切的感触。许多人都认为考古是一门死板的学科，而我却始终认为考古需要更多的想象力，从而把那些遗物、遗迹与昔日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在抚今追昔之中，进一步了解历代兴衰交替的缘由，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肩上担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
地宫总长为21.12米，总面积达31.48平方米。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后室秘龛七个部分组成，较已发掘过的唐代甘肃泾川大云寺、陕西临潼庆山寺、江苏镇江甘露寺的地宫要恢弘得多，是迄今国内已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唐代地宫。更可贵的是，从乾符元年(874年)正月四日封闭后，从未开启，所有文物均属唐代。因地震及塔体压力，地宫石顶及石壁破裂严重，地面铺面亦拱起，许多文物损毁。由于长期漏水透气，有机质文物保存条件极差，文物出土后，我们立即邀请全国著名丝绸及漆木器保护专家王予予、王雅蓉、胡继高等先生与我省有关部门一道，采用多种手段，悉心保护、修复，以使文物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地宫中大批珍贵文物的出土是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高等级的文物多、佛教供养道具多、新出土的器物多、器物上的錾文多、佛指舍利多、琉璃器皿多、秘色瓷多、纺织品多，是这批出土文物的显著特点。尤其是在隧道中出土了《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和《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两通碑石，对了解地宫沿革，勘校文物名称及数量具有重要意义。后者更是国内现存的篇幅最长、物主最多、种类最繁的衣物，堪称弥足珍贵的文物。据不完全统计，除佛骨外，出土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珍珠宝石近400件(颗)、瓷器17件、石质文物12件、漆木器及杂器19件、铁骨文物若干件，各类铜钱几万枚，还有大批丝织品及衣物。
地宫后室遗物出土情况
法门寺地宫发现了四枚佛指舍利。佛舍利是指释迦牟尼(前565—前485)80岁那年，在从摩揭陀前往拘萨罗途中，于拘尸那迦逝世，附近八个国家按印度习俗将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又将舍利分成八份，各自携带回国建塔供养。1989年，一位英国人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庇埔拉瓦的一座塔墟中，曾发现释迦族盛放本族所分得舍利的滑石壶，但未见其中舍利。南亚虽为佛教起源地，但自伊斯兰教势力进入后，佛教受到沉重打击。13世纪初，佛教在印度基本消失了，因此，佛舍利保存情况不明。法门寺一次发现四枚佛指舍利，可谓灵指再现，神光亘发，辉华焕丽，焜耀中外，实是世界佛教界的一件大事。
发掘现场
第一枚佛骨安置于地宫后室，贮于唐懿宗所赐的用红锦袋盛放的八重宝函之内，最外层为檀香镂孔金银棱装铰函。函外以减地浮雕描金加彩的手法，雕刻有释迦说法图、阿弥陀佛极乐世界以及礼佛图等极为精美的画面，是唐代木雕中罕见的佳品，可惜已破碎了，在檀香镂孔金银棱装铰函中，由表及里有七重宝函，其顺序是：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素面银盝顶宝函、鎏金如来说法盝顶银宝函、纯金六臂观音盝顶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从5月4日下午5时开始在室内清理这组宝函。这时，我们已将法门寺出土文物运到扶风县城里的博物馆内，在城隍庙大殿中进行室内二次清理。我负责业务，张廷皓负责行政组织工作。这八重宝函相互套叠，每枚宝函外均有丝带或绢袱包扎，为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丝织品，清理工作进行得非常细致，我亲手打开了这七重宝函上锁了1000多年的一把把银锁，王予予、王雅蓉、冯宗游三位高级工程师仔细剥离宝函上的丝织物。每重宝函的清理过程均由王占奎、曹玮作出详细记录，王保平、刘合心则负责拍摄刚清理出来的每件文物原貌。最后，由我确定文物编号、名称，并口述每件文物的重要纹饰及特征，罗西章、赵赋康、白金锁则上账建卡，并由西北大学、宝鸡市电视台的两部录像机拍摄了全部清理过程，作为永久性的档案资料。这样通宵达旦的清理，持续了近20天。七重宝函的清理，直至5月5日凌晨1时整结束，这天正是农历四月初八佛诞日，当王予予以他的非凡技能解开了四门塔的黄绢包袱后，我揭去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的塔身，全场20多位工作人员不禁为之愕然，谁也不认识套在塔基银柱上的白色管状物为何物。在惊异之际，我突然想起了真身老文碑上对佛指舍利的记述，大喊一声:“不得了，佛指舍利！”顿时欢呼之声响彻大殿内外。一夜细雨终于渐渐止住了，旭日东升，月季娇娆，松柏流翠，喜悦之情难形诸笔墨。僧众闻讯，合十致敬:“你们使佛骨再现于盛世，简直是做了一次水陆道场，功德无量啊！”
出土的八重宝函
佛骨出世后，立即进行测量记录，第一枚佛骨色白如玉，呈管状，腔体方正，腔内壁有大热星座，高40.3毫米、上宽17.55毫米、下宽20.11毫米、内径13.75—16.5毫米，重16.2克。包括我在内的在场人员均搞不清这枚佛骨的质地，征得有关人员同意后，我郑重地用舌头舔了这枚佛骨，判断其质地不属于骨质或化石，而是玉石。我虽未皈依佛门，但却与佛有了这段缘分。谁知这件事不胫而走，竟有记者以《舔过佛骨的人》为题进行了报道。据我判断这是唐宪宗派中使杜英奇迎启并留禁中供养，而被韩愈请付水火，永绝根本的那枚佛骨，实是晚唐时期这一著名公案的见证。
宝珠顶单檐纯金四门塔
第二枚佛指舍利安置在地宫中室汉白玉双檐灵帐中，灵帐通高16厘米，方形中空，由顶、盖、身、座、床五部分组成。灵帐四周用肉雕或浮雕手法刻凿出忍冬宝相花檐饰、天盖帐幕莲结柱及佛幡、佛铃、宝珠串饰，须弥座沿满饰流云、蔓草或破式宝相花。座腰每面刻六个力士面首，禅床四周的壶门内有高浮雕的密宗各色造像，较已知的临潼庆山寺青石宝帐色泽更鲜丽，高贵华美。因经过历史上多次地震，帐身挪位，中室顶部压住了灵帐，为了完好取出灵帐及帐内文物，孙达人、王文清、常宁洲都亲临现场指导工作。我反复检查了支垫、提取石块的各种设施，与有关人员研究了工作步骤，当晚10时许，开始了中室清理工作。当中室顶石及灵帐的盖、顶被一一吊离后，石兴邦、韩伟、王予予等人迅速确定了提取帐内大铁函及纺织物的方案。经我们通宵努力，终于完整地将灵帐内的文物清理出地宫。在灵帐内壁四侧，以薄肉雕手法刻凿出八尊菩萨，题记分别为止诸障、执玉刚主；弥勒、地藏；势至、观音；文殊、普贤。线条流畅，摇曳生姿，是唐代不可多得的造像。同时，盖内有“大唐景龙二年戊申二月已卯朔十五日，沙门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发愿文。法藏为洛阳佛授记寺沙门，《宋高僧传》有传，华严宗三祖，该宗创始人，备受武则天尊宠，长安四年(704年)法藏与崔暐奉命来法门寺迎舍利，四年后他又奉还舍利，并造灵帐供养。这时，长宁、安乐公主内倚暐母之爱，用事中央，卖官鬻爵，势倾朝廷。因此随同中宗、韦后下发入塔供养舍利，大约当时就置于白石帐之内。经武宗会昌五年(845年)灭佛，头发及灵帐均被毁坏。灵帐于咸通年间又重新妆彩使用，用来盛放第二枚佛指舍利，这枚佛指盛于铁函内，铁函中以红、黄两色“泥土”封闭双凤宝盖纹银棺于其内。5月9日凌晨2时，开启棺盖，在织金锦的棺衬中发现了第二枚佛骨。
第三枚佛指舍利深藏于地宫后室秘龛内。当后室文物清理完毕后，我发现地面不平，怀疑其下仍有埋藏之物，即嘱曹玮继续揭开地砖进行清理。曹玮将砖下熟土清除后，发现有通道向北延伸，当时已到子夜时刻，于是暂时休息。翌日，曹玮、吕增福即在通道北端发现秘龛，并获得以织金锦包裹的铁函一枚。经扶风县医院X光拍片透视，函内有大型随求及众多文物。此时又接国家文物管理局长途电话指示，要求保持铁函完整，否则不可开启。5月9日晚，我与张廷皓赴关中工具厂，邀请刀具制造工人及高级技师拟定除锈开启的计划，并在现场加工各类刀具，经一夜努力，终于完整地将铁函启开。铁函内由表及里依次为曼荼罗坛造像盝顶银宝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椁子、壶门座玉棺。银函上錾刻有“奉为皇帝敕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字样。函盖、函体之四面均錾刻表示圣众集会的曼荼罗坛。5月10日上午8时，在壶门玉棺中发现了第三枚佛指舍利。开启这枚铁函时，我们派车从法门寺将住持澄观、静一法师及宽仁等僧众接到县博物馆内清理现场，目击开启过程。他们在佛指舍利重现时，身披袈裟，膜拜恭虔，连诵《得宝经》，以志庆贺。事后，澄观逢人就说，这次开了眼界，文物部门对文物的慎重态度及科学方法，寺院是无法企及的。
第四枚佛骨安置在地宫前室的四铺菩萨阿育王塔中，塔内有宝刹单檐铜塔一座。铜塔宝刹高耸，斗拱俱全，四门八窗，勾栏焕烂，门列力士，柱饰金狮，气象庄严。5月12日晚9时，王予予、王雅蓉在清理铜塔内丝绸物时，在罗面绢里夹衬包裹的迦陵频迦纹壶门座银棺中，发现了第四枚佛骨舍利。
四枚佛骨经中国佛教学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副会长周绍良先生法眼鉴定，认为第三枚为灵骨，即佛的真身，其余三枚俱为影骨，是防止类似武宗灭佛事件再次发生而使真身被毁的保护性措施。朴老还赋诗曰:“影骨非一亦非异，了如一月映三江。”因此，四枚均是僧众的膜拜对象。
四枚佛骨舍利，从左至右：第三枚、第一枚、第二枚、第四枚
我从考古类型学上观察，可将四枚佛骨划分成两组:第一、二枚为第一组，第三、四枚为第二组。前组为玉质，后组为骨质。第二组之第三枚朴老认为属真身无疑。第一组内，是否亦有真身呢？依我之见，第一组的第一枚佛骨舍利亦为真身。
从位置上说，第一枚在后室北壁正中且以懿宗赐赏的以红锦袋包裹的八重宝函盛放。这是地宫中最重要的部位，而所有的宝器衣物、天王力士，全部以此枚舍利为中心，供养或翊卫于周围，应是懿宗、僖宗认定并供养过的真身舍利。同时，在地宫内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上记述“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干，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丈，上下俱通，二角有文，文并不彻”等语，与第一枚佛骨完全吻合。至于佛骨为玉质，似乎令人难以想象。然而宪宗在元和十四年迎佛骨时，曾有《赞舍利诗》一首，诗云:
功成积劫印文端，不是南山恐得难。
眼睹数层金色润，手撑一片玉光含。
炼经百火精神透，藏之千载瑛彩完。
净果重修真秘密，正心莫作等闲看。
这首诗已明确指出这枚舍利是玉质的，而且这枚玉质的舍利还经宪宗迎送供养过。这样，第一枚和第三枚均应为舍利真身，从而使我们理解了僖宗送回舍利后，重修地宫并诏改法门寺为“重真寺”的缘由了。
这里还要提及的一件事是关于佛指舍利的编号问题。整个地宫的文物编号，都由我一个人给出，然后才建账、建卡。按照文物等级划分，只有1、2、3这三个等级，但考虑到舍利很难用文物或非文物的等级来划分，所以我给了四个特号，即特1、特2、特3、特4，这可能是国内唯一的特号文物了。
韩伟（1937—2011），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